Home
Abouts
Fusel switch
Products
Member
Latest News
FAQ
Contact Us
-- 您的購物車是空的 --
台灣在東京奧運奪牌數創新高,振奮人心,收看賽事轉播已然成為全民運動。但在耀眼成績的背後,體育環境仍有必須正視的問題,體育改革要持續往前走。
2金4銀6銅,創紀錄的12面獎牌入袋,這應該是史上最令台灣人振奮的一場奧運了。
從東京奧運開賽第一天,楊勇緯在男子60公斤級柔道拿下台灣首面獎牌後,多數台灣人著了魔似的,即使不懂賽事規則,依然守在螢幕前收看轉播。 尤其戴資穎與中國選手陳雨菲的羽球女單金牌戰,更創下台灣收視率新高,平均每3人就有1人收看。 對照東奧開幕前的「經濟艙事件」,氛圍天差地遠。這屆代表團搭乘經濟艙飛往日本參賽,而非政府曾經承諾的商務艙,引發國人強烈不滿,背後不僅反映出民眾對選手的不捨,對體育協會的不信任,體育改革聲浪更如潮水湧來。 事實上,「國民體育法」早在4年前大幅翻修,針對球迷詬病多年的單項協會,加入「特定體育團體」專章,提出4大改革方向,包括協會於6個月內改選、財務透明化措施、協會理事長排黑條款與球員贊助商規定。 「當時的要求基本上都有被執行,但是最低限度的執行,」中華民國足球協會修法幕後推手直言。以財務監督為例,部份單項協會在修法後,仍未依法準時揭露財報。根據體育署資料,44個奧亞運單項運動協會,在2019年時僅4家在期限內提供決算與財務報表備查,近六成連報備都沒有。 修法後開放民眾加入協會參與改選,卻導致棒球、網球、羽球與游泳等4協會高層互灌3千個以上人頭會員,確保握有理監事改選主導權,台北地院最終判以緩刑。前網協秘書長劉中興雖因此卸職,卻回任顧問,引發外界砲聲隆隆。 改善各協會運作,從進用體育行政人才開始 「作為主管機關的體育署,在這部份卻是不作為狀態,」 關鍵在於體育署與單項協會存有「共生關係」。協會是各項賽事國際總會唯一承認的窗口,體育署需要協會培訓基層到國家代表隊的選手,協會也依賴體育署的補助生存。 「今天要依法砍補助時,難道是要減少給國家代表隊訓練的補助嗎?最後受傷的是誰?會不會影響到奪牌?」不諱言,體育署在實務上綁手綁腳。 長期累積的結構性問題,不會因為修了一次法就此煙消雲散。「單項協會要治理好,人還是很重要,」體育大學休閒產業學系教授、前體育署長高俊雄說,因為從體育署到各協會,國內欠缺體育行政人才是不爭的事實。 體育署在兩年前嘗試培育體育行政人才,包含國手在內,試圖媒合30名人才給單項協會,但「第一期實施完後沒有後續,我猜想是協會反應不熱烈,但我覺得值得再去努力。」 所幸並非所有協會都一成不變,如橄欖球、足球、羽球等協會已自發性開始改變,焦佳弘認為,體育署應設法告知大眾,哪些協會逐步往好的方向走,才可能修補社會跟體育團體之間喪失互信的狀態。 預算過度仰賴運動彩券基金,非長久之計 另一個問題,是體育署預算的編列與執行隱藏危機。體育預算倍增,是蔡英文的政見之一,自2016年的96.7億元,到今年已增加至135.75億元。 「整體預算增加,這個必須肯定,但預算結構卻很脆弱,」長期關注體育議題的立委張廖萬堅拿出體育署預算書,2017年公務預算81億(其中32億編給世大運),但從隔年至今公務預算都維持在40億出頭,其他來自運動彩券盈餘的運動發展基金。 「基金預算變成體育署的金庫,」彈性運用是基金預算優點,機關可視情況挪用各項目預算,總執行率超過八成就無須受到監督,卻容易發生匡列預算卻不執行。例如編了兩千萬的「提升運動員形象與行銷計劃」、匡列1千5百萬的「鼓勵各級政府與公營事業投資運動事業計劃」,執行率都是0%。 張廖萬堅擔憂的是,體育署過於依賴基金預算,今年即編列了67億,遠高於運彩每年盈餘40餘億元,即使尚有留本約100億,但照這速度很快即可能用罄,而前瞻計劃的特別預算也只挹注到2024年。 他認為體育署應逐年穩定增加公務預算,將每年固定支出編列在內,體育環境才可能更永續。 下一站,該怎麼準備? 在贏得歷史勝利後,台灣要如何邁向2024年的奧運之路? 首先是職業化程度相對較低的運動項目,選手訓練時容易面臨生活壓力,選手的職業生涯延續並不容易,「我覺得要給他們足夠安定和保障,才能無後顧之憂地去受訓。 其次是藉由體壇典範,吸引更多人才投入。「現在我們有戴資穎、郭婞淳這些在奧運奪牌的選手,很多人希望有一天變成她們,就會有夢想,」 除打造好的環境、訓練出具備實力的運動員,也要讓大眾認同這項職業,並在社會上受到尊重,才能吸引更多優秀的年輕種子,把體育當作是一條路。 要持續加強、調整訓練環境與社會氛圍,可從教育著手。 「從小培養對體育的欣賞跟概念,讓運動愈親民,在競技體育也愈專業,這些都是相連接的。」 第三政府要發展運動環境,不能只重視台灣有優勢的項目。高俊雄舉例,足球是全球最風行的運動之一,台灣雖然一時半刻無法在國際取得好成績,或許要投入20年,甚至一個世代才能有些成果,「但還是要做,行政部門不能只看金牌。」 最後要透過政策,引進企業資源共同培力。國內不少運動好手都有企業支持,政府應以抵稅方式,鼓勵企業贊助、培訓運動員,如韓國射箭隊馳名國際,便是現代集團長期在背後支持。 隨獎牌數不斷推高,是不是代表這幾年做的都是正確的? 政府若因為這屆奧運的成就而自滿,反而是台灣體育發展的阻礙,「這將忽略在原有制度下,被犧牲、淘汰的人事物,以及積怨一直藏在民間的原因。」 此時要趁勝追擊,持續推動體育改革,不只讓選手參賽時有商務艙搭,打造體育環境的「商務艙」才是重中之重。唯有運動成為公民社會一部份,才可能讓全民跟體育連結,更全面推動體改,而不是每4年才隨奧運出現煙火似的口號。 改革該從每個國民開始都是這場的一份子。
從東京奧運開賽第一天,楊勇緯在男子60公斤級柔道拿下台灣首面獎牌後,多數台灣人著了魔似的,即使不懂賽事規則,依然守在螢幕前收看轉播。
尤其戴資穎與中國選手陳雨菲的羽球女單金牌戰,更創下台灣收視率新高,平均每3人就有1人收看。
對照東奧開幕前的「經濟艙事件」,氛圍天差地遠。這屆代表團搭乘經濟艙飛往日本參賽,而非政府曾經承諾的商務艙,引發國人強烈不滿,背後不僅反映出民眾對選手的不捨,對體育協會的不信任,體育改革聲浪更如潮水湧來。
事實上,「國民體育法」早在4年前大幅翻修,針對球迷詬病多年的單項協會,加入「特定體育團體」專章,提出4大改革方向,包括協會於6個月內改選、財務透明化措施、協會理事長排黑條款與球員贊助商規定。
「當時的要求基本上都有被執行,但是最低限度的執行,」中華民國足球協會修法幕後推手直言。以財務監督為例,部份單項協會在修法後,仍未依法準時揭露財報。根據體育署資料,44個奧亞運單項運動協會,在2019年時僅4家在期限內提供決算與財務報表備查,近六成連報備都沒有。
修法後開放民眾加入協會參與改選,卻導致棒球、網球、羽球與游泳等4協會高層互灌3千個以上人頭會員,確保握有理監事改選主導權,台北地院最終判以緩刑。前網協秘書長劉中興雖因此卸職,卻回任顧問,引發外界砲聲隆隆。
「作為主管機關的體育署,在這部份卻是不作為狀態,」
關鍵在於體育署與單項協會存有「共生關係」。協會是各項賽事國際總會唯一承認的窗口,體育署需要協會培訓基層到國家代表隊的選手,協會也依賴體育署的補助生存。
「今天要依法砍補助時,難道是要減少給國家代表隊訓練的補助嗎?最後受傷的是誰?會不會影響到奪牌?」不諱言,體育署在實務上綁手綁腳。
長期累積的結構性問題,不會因為修了一次法就此煙消雲散。「單項協會要治理好,人還是很重要,」體育大學休閒產業學系教授、前體育署長高俊雄說,因為從體育署到各協會,國內欠缺體育行政人才是不爭的事實。
體育署在兩年前嘗試培育體育行政人才,包含國手在內,試圖媒合30名人才給單項協會,但「第一期實施完後沒有後續,我猜想是協會反應不熱烈,但我覺得值得再去努力。」
所幸並非所有協會都一成不變,如橄欖球、足球、羽球等協會已自發性開始改變,焦佳弘認為,體育署應設法告知大眾,哪些協會逐步往好的方向走,才可能修補社會跟體育團體之間喪失互信的狀態。
另一個問題,是體育署預算的編列與執行隱藏危機。體育預算倍增,是蔡英文的政見之一,自2016年的96.7億元,到今年已增加至135.75億元。
「整體預算增加,這個必須肯定,但預算結構卻很脆弱,」長期關注體育議題的立委張廖萬堅拿出體育署預算書,2017年公務預算81億(其中32億編給世大運),但從隔年至今公務預算都維持在40億出頭,其他來自運動彩券盈餘的運動發展基金。
「基金預算變成體育署的金庫,」彈性運用是基金預算優點,機關可視情況挪用各項目預算,總執行率超過八成就無須受到監督,卻容易發生匡列預算卻不執行。例如編了兩千萬的「提升運動員形象與行銷計劃」、匡列1千5百萬的「鼓勵各級政府與公營事業投資運動事業計劃」,執行率都是0%。
張廖萬堅擔憂的是,體育署過於依賴基金預算,今年即編列了67億,遠高於運彩每年盈餘40餘億元,即使尚有留本約100億,但照這速度很快即可能用罄,而前瞻計劃的特別預算也只挹注到2024年。
他認為體育署應逐年穩定增加公務預算,將每年固定支出編列在內,體育環境才可能更永續。
在贏得歷史勝利後,台灣要如何邁向2024年的奧運之路?
首先是職業化程度相對較低的運動項目,選手訓練時容易面臨生活壓力,選手的職業生涯延續並不容易,「我覺得要給他們足夠安定和保障,才能無後顧之憂地去受訓。
其次是藉由體壇典範,吸引更多人才投入。「現在我們有戴資穎、郭婞淳這些在奧運奪牌的選手,很多人希望有一天變成她們,就會有夢想,」
除打造好的環境、訓練出具備實力的運動員,也要讓大眾認同這項職業,並在社會上受到尊重,才能吸引更多優秀的年輕種子,把體育當作是一條路。
要持續加強、調整訓練環境與社會氛圍,可從教育著手。
「從小培養對體育的欣賞跟概念,讓運動愈親民,在競技體育也愈專業,這些都是相連接的。」
第三政府要發展運動環境,不能只重視台灣有優勢的項目。高俊雄舉例,足球是全球最風行的運動之一,台灣雖然一時半刻無法在國際取得好成績,或許要投入20年,甚至一個世代才能有些成果,「但還是要做,行政部門不能只看金牌。」
最後要透過政策,引進企業資源共同培力。國內不少運動好手都有企業支持,政府應以抵稅方式,鼓勵企業贊助、培訓運動員,如韓國射箭隊馳名國際,便是現代集團長期在背後支持。
隨獎牌數不斷推高,是不是代表這幾年做的都是正確的?
政府若因為這屆奧運的成就而自滿,反而是台灣體育發展的阻礙,「這將忽略在原有制度下,被犧牲、淘汰的人事物,以及積怨一直藏在民間的原因。」
此時要趁勝追擊,持續推動體育改革,不只讓選手參賽時有商務艙搭,打造體育環境的「商務艙」才是重中之重。唯有運動成為公民社會一部份,才可能讓全民跟體育連結,更全面推動體改,而不是每4年才隨奧運出現煙火似的口號。
改革該從每個國民開始都是這場的一份子。